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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何如此介意“朝贡体系”?
发布时间:2022-08-06

  最近,川普解雇了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理由是他呼吁与盟国加强合作。其实,2018年底,川普还解雇过前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理由是他不赞同川普宣布所有驻叙利亚美军都应该撤离。

  吉姆·马蒂斯曾在访问日本时,将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比拟为重建明朝的朝贡体系。一方面,就如《日本经济新闻》的报导所言,突显他内心对中国崛起的观点,以及他并不避讳把这种个人观点与盟邦重要官员一同分享。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借由提起历史,让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警惕中国崛起,在美国还没有办法全力对付中国之际,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虽然朝贡体系起源于周朝,不过其一般意义是指古代中国的大帝国,按照所谓的“天下观”,在东亚建立的以中国为核心,与中国的政治交往、经济贸易遵循中国制订的规范,他国中央政府合法性由中国承认,中国也负责维护整个体系秩序。

  最主要的差异之一,就是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的国家,各国主权之上没有更高的政治权威,国家无分大小,统治者身份无论是皇帝、国王、贵族、总统,皆无等级高下之分,也不是只有特定国家才能称王称帝。

  但是中国的朝贡体系则是阶级型国际秩序,中原华夏帝国位居整个体系的核心,其统治者是体系秩序的最高政治权威,也只有他才能称皇帝。

  其他体系内的国家如果要与中国交往,必须先接受中国的“册封”,接受中国的政治地位高于本国,才能以中国赐予的政治名号和中国交往。如果违反了这项法则,依照情节轻重,中国可以拒绝甚至断绝与其往来,也可以出兵讨伐。

  这种限制不仅是在政治层面,也存在于贸易层面。若无中国中央政府依据朝贡规范赐予的许可,其他国家无论官方或民间,都不能与中国进行正式贸易。

  由于和中国进行贸易具有庞大吸引力,特别是对日本这种孤立的岛国,以及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因此中国也将朝贡之下的贸易作为“羁縻”其他国家的手段,迫使他们为了与中国贸易,不得不接受册封与朝贡的规范,同时应中国的要求取缔违法走私、抢掠等行为,从而确保中国边境的安全。

  但中国也因此负有替朝贡体系成员排解纠纷、解除国家安全威胁的责任。如果有成员国的王室被篡位,或君主被杀,中国也有责任举着像维也纳会议的“正统原则”大旗,兴师问罪,恢复正统;要是有成员国被灭了,中国也有责任让他复国。这就是儒家所谓“继绝嗣、兴灭国”的崇高理想。

  美国的同盟体系,以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放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换取这些国家“选边站队”,也因此被某些学者视为一种“朝贡体系”。比如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政治学系教授莱克就秉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美国与其盟国之间也存在阶级体系。不过,美国与其盟国之间,无论实质关系是否平等,终究是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规范原则互动,美国本身并非这个规范的源头。

  美国的敌国或其他非盟邦国家,也是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规范与美国交往,并没有被排斥。美国对其盟邦的协防责任,则透过双边或多边条约明确规范,成为一种“义务”。

  朝贡体系的规范来源是中国本身,本体上就与美国不一致。朝贡体系也排斥不依照中国要求走的国家与其交往,特别是在贸易。而中国对于体系内成员的安全责任,并不是条约明确规定的义务,而是皇帝对臣民的道义,因此实际上是否真的尽到这种责任,完全要看当时的环境而定。

  虽然儒家喜欢讲“继绝嗣、兴灭国”,不过对于中华之外的异族,他们非常反对“竭中国役四夷”,强调中国皇帝的本务还是要“中华优先”,只要异族的安全威胁不会危及帝国本身,或者不对皇帝的合法性来源构成威胁,都可以缓一缓,甚至不以实际行动回应。

  例如1875年1月,同治皇帝病死,光绪帝即位。按惯例,中国皇帝发生人员交替时“宗藩”之间须互遣使臣,彼此确认。可当琉球将派人向清廷行庆吊之礼时,却遭到了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坚决阻止。

  日本图谋琉球已久,曾在1873年将琉球事务的管辖权由外务省移至内务省。光绪元年6月,日本派遣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出使琉球,明确要琉球断绝与中国长达五百年的宗藩联络,停奉中华正朔,废止福州琉球馆,改用日本法律,允许日本驻军,并谕尚泰向天皇谢恩。

  琉球向宗主国清朝遣使告急,清廷除了责令驻日公使何如璋去调查外,似乎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1878年8月30日,日本政府决定改琉球为郡县。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师于澎湖海域歼灭明郑军主力,收复澎湖、台湾

  当时还在中国的琉球使臣尚德宏,闻讯后声泪俱下,向李鸿章跪求驰援。李鸿章虽然想到了利用列强力量来摆平此事,但最终未果。于是,1879年,也就是日本本土全部完成“废藩置县”后的第八个年头,

  至此,这个飘摇于西太平洋数百年之久的“守礼之邦”,从此宣告灭亡,中国的朝贡体系也开始走向崩溃。

  虽然朝贡体系是一个实际上应该存在的事物,但朝贡体系却是一个危险的概念。其实这与方才所言的“中华优先”,反对“竭中国役四夷”等有关。

  历史学者王赓武曾针对明成祖在东南亚建立的朝贡体系表示,这个体系在明成祖死后得不到继任者的支持,明朝没有使用武力作为维系体制的决心与意志,自然很快萎缩,不会有什么永久性的制度存在。

  所以从学术观点来看,到底是否真的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一个稳定且运作良好的“朝贡体系”,就是这个概念的第一个危险之处。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1648年开始发展,至今还不到四百年,如果按照国际关系学界“英国学派”的观点,各国直到18世纪初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才确立必须以权力平衡作为维系体系运作的共享观点,也才刚突破三百年。在这数百年内,欧美国家很努力地扩充体系规范的内涵。

  相较之下,东亚的朝贡体系不是基于所有国家拥有向中国朝贡的共识而确立,可说

  单靠中国的力量建立与维系。然而只有少数中国朝代的力量足以维系朝贡体系一百年以上的时间。

  再者,每个朝代的对外观念与面对的战略问题并不一致,实践更因此而不尽相同。

  尤有甚者,同一个朝代都可能在不同时间出现不同实践,最有名的个案就是“郑和下西洋”的迅速瓦解,这样如何称为稳定的体系呢?

  朝贡体系概念的第二个危险之处,是很难用单一面向观察与下结论。除了上述的政治面,也有学者从国际贸易层面来解释朝贡体系的存在。

  周朝的制度之所以有“贡”,体现出阶级制度下,周王以祭祀为名义,对体系内其他国家的经济剥削。到了帝国时代,皇帝的祭祀不再需要从其他国家取得,对他们没什么特别的经济需要——如果有,已经打下来了。

  但是作为掌控几乎整个大陆精华区的庞大帝国,以及文化、经济发展程度较为先进的地区,其他中小型国家都有跟中国进行贸易的需求,无论他们是否在政治上接受中国的朝贡名义。这也就是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人,主张朝贡体系的实质是贸易而非政治的主因。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此争论不休,例如韩裔学者康灿雄是主张明清朝贡体系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更和平的体系,但是他很谨慎地把“体系”的范围局限于中日韩越四个以儒家为主的国家,认为虽然有明成祖曾经征服越南,以及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个案,但跟同时期的西方比起来,战争频率实在低多了。

  另一派则反对,如美国圣母大学的华裔学者许田波就曾说,为什么中日韩越四国不常发生战争?因为自认为打不过中国,那战争自然就不会发生。

  依笔者的浅见,朝贡体系当然可以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平:如果有办法让全天下都归顺,那当然就不会再有战争;如果邻国像日本德川幕府那样坚持“锁国”,或者大家都往其他方向扩张,彼此的目标不重叠,也不会有战争;如果像宋朝以及明朝中叶那样,应付游牧民族的威胁及内部问题都焦头烂额了,想要关起门不理天下事,当然也不太可能打仗。

  但另一方面,世界上很难发生其他国家自动心悦诚服来归顺的事情,相互竞争的大国更不可能,要达到全天下归顺的“王者无外”最高理想,除了打仗还真没办法。

  朝贡体系的“和平”就像打电动,没到最后把大魔王干掉不算破关。而在打倒大魔王之前,也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样充满血腥的战争。

  汉朝跟匈奴的战争大家都耳熟能详;唐朝立国以来,东北、西北、西南的对外战事从没少过,有些方向还不只打一次;清朝也是打得不亦乐乎,入关前打蒙古、朝鲜,与大明,入关后打李自成与南明;以后又继续跟准噶尔帝国从康熙打到乾隆,还跟缅甸、廓尔喀也打了几次仗。

  清朝在1880年代曾经试图在朝贡体系的基础上,揉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属国的条约规范,

  正式把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条约化。希望借此让西方能明白朝鲜的地位,又能保持宗藩关系,不被日本破坏。

  这项努力最后失败,日本的反击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朝鲜民族主义的崛起及的抵抗,也非常重要。早在17到18世纪,朝鲜王朝在对于清朝的表面态度上虽然发生明显转变,然而、对内文件仍然沿用明崇祯年号,称清帝为“虏王”。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从未提出过要重现朝贡体系,而且实际上也不太可能,那么马蒂斯在日本大胆地做出这样的比喻,用意为何?

  首先,大陆型帝国的中国,历代只有明朝曾经主动派遣海军拓展朝贡体系的范围,不仅涵盖东南亚,还远达印度洋西部的非洲东岸。而这段历史,又被许多中国学者宣传为,明朝在过程当中没有殖民他国、占领土地,与西方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帝国主义殖民史,完全相反,以此作为反驳中国崛起必将称霸的论述。

  郑和下西洋随着明成祖之死,很快就结束,明宣宗宣德五年最后一次下西洋以后,再也没有其他类似的行动。

  这表示明朝并非刻意塑造本身成为海洋帝国,只是为了政治上的威望性需要而这么做。

  但即使如此,明朝其实借由郑和下西洋而控制了麻六甲海峡一段时间。更有甚者,明成祖打破其父定下来的祖训,将朱元璋列为15个“不征之国”之一的越南吞并。据《明史》记载,此举甚为有助于郑和的任务,害怕也被明朝吞并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纷纷自动加入朝贡体系。

  中国很难真正禁止他国在自家称皇帝,多的是在自家称帝,但是在与中国交往时仍以属国名义蒙骗,尤其是浸淫在这个体系内最久,受中华文化影响最深的朝鲜跟越南,特别精通此道。

  尤其越南长期以来在国内自称为“南朝”,把中国称为“北朝”,俨然一副南北朝正统对抗的心理。

  缅甸也耍了一些心眼,根据现代学者对缅甸国王写给乾隆皇帝的银表文的翻译,发现缅甸文意思跟中文翻译意思有很大不同,缅文文件中称乾隆为皇兄,两国类似兄弟之国关系,中文文件缅王对乾隆自称“臣”且表达“臣等愿充外藩”这意思在缅文文件中并没发现。对于这种不同,学者认为是商人吴尚贤欺骗两方造成的。

  近代西方虽然以武力方式成功压制中国,并强迫中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但是城下之盟的耻辱只能让人口服而非心服,因此列强虽能大败中国,却未能取得中国的信服。

  “实效管辖领有论”的论述,来管辖其中心与周边的领土,一面用以护持其藩属土于既倾,一面利用《国际法》秩序原理来反制列强。就此而言,中国虽然逐渐转型,但是《国际法》秩序原理显然并未能说服中华世界秩序原理舍东就西。

  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因中国国力式微而未能成为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国际秩序原理,既因长年未用失修,且未因时补遗,终遭遗忘。

  其次,马蒂斯在访问日本前先到南韩,但是他选择在日本而非南韩提明朝的朝贡体系,这么做的考量,或许他认为南韩的主要威胁不在中国,且相对于日本,南韩也缺乏协助美国制衡中国的能力等因素有关。在日本谈论朝贡体系,更能引发日本的危机意识。

  历史上,日本只有在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期间,曾短暂加入明朝的朝贡体系(1401-1408),此外几乎不曾被正式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19世纪末更是清朝朝贡体系的最大挑战者之一。

  朝贡形式也让足利义满的政策,在幕府内部引来义满的重臣斯波义将,以及义满的继承人,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的强烈反对。义持与义将在义满死后,迅速在1411年断绝与明朝的朝贡贸易。

  美国如要压倒中国的海洋发展,就是在亚太部署更加优越的海上力量,迫使中国承认,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于海上取胜,就像一个世纪前的英德海军竞赛那样。由于美国海军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完全集中于东亚,日本的海上力量对美国就更加必要。

  因此,无论从较低层次的海洋战略,或较高层次的亚太权力平衡角度,日本对于川普政权的重要性,只会越来越重要。马蒂斯在日本提明朝的朝贡体系并非无的放矢,尽管中国真的能主动重现此一体系的可能性不高,但对于他强化美日合作的目标,已经足够。

  1、张启雄《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差异-宗藩体系对殖民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集刊第79期;

  4、孙卫国《大明旗帜与小中华意识》,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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